时下，在中国，一旦在波尔多红酒里添加雪碧，无论这个饮者握着杯子的姿势多么优雅专业，都将在酒桌上失去尊重，这就是个人口味向着集体秩序驯服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中国的红酒饮者从个人到群体发展的一个倾向。因为知识的普及和规范，个人口味变得难登大堂之雅，那么，在这其中获得的，则是一种由凡勃伦称为“有闲”的时光。

    “有闲”对应中国文化，有“无用”之意。也就是说，在选酒、启瓶、醒酒、闻香到品尝这个过程越是讲究和繁杂，葡萄酒到达口腔进入肚肠的目标价值就越为减弱。随着对葡萄酒的理解越深入——几千年的酿酒技术和西方“旧世界”的文化、政治背景通通都成为葡萄酒知识中的附件，充实这个“有闲”时光每一个刻度，令其丰富我们的概念，而不是味觉。

    从概念上来讲，品葡萄酒的社会地位断然是与雪碧壁垒分明的，两个分处于截然不同的文化和阶层的饮品，并非口感，而是由概念来区别它的对味与不对味。看似经济消费能力成为其中的分界线，实则是并列的两个条件：有钱、有闲。2013 年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全球前10% 富豪中，中国富豪数量仅低于美国和日本，高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种种财富报告每年更新及预测，不管怎样，中国并不缺有钱人。

在我认识的人中，有一位先生对红酒知识有着十分全面的了解，彼时他住在广州寺贝通津街一所租来的旧房子里，写着一些落寞而不乏才思浮闪的文字。即是“有闲”，但不叫有钱，媒体将这种生活形态命名为 “小资”。

    “小资”是对“如何更好地生活”的启蒙或觉醒，但仅仅止步于“自我满足”。因为缺乏对财富的更高要求，远不能成为气候。相比之下，“有闲”是有可能成为“新世界”的“阶层”的。按凡勃伦的归纳，“有闲阶层”等于贵族、教士等在分工上完全地脱离了生产的社会少数群体——这是“旧世界”划分“有闲阶层”的方式。

    而在“新世界”，尤其是经历过马克思《资本论》教育的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是否能够形成一种对新世界中“有闲”的生活的追求？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是指：会赚钱等于会花钱吗？像买大白菜一样冲进欧洲的奢侈品店、建起地下酒窖，是否就获得了财富的同时也得到了财富所带来的高品质生活？

    “有闲阶层”并非等于追求“无用”，它本质上有推动艺术和文化的作用。我们在这里借用红酒——准确地说，是葡萄酒这条生活线索，并非是想要说明葡萄酒产生的生活形态。至少，它的品尝过程如此精准地传递出了一种超越物质进入精神升华的姿态，这种姿态彰显了人们对顶级生活的追求。

    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品尝葡萄酒首先是一个仪式，金钱只是其中极少的投入，时间、精神和智慧同时在演绎它的概念，令它有机会成为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亦或是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