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要以理服人,以理启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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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翻译都不空穴来风的,都是存在一定的道理的。想做到让别人信服你的道理,就要做到以理服人,以理启迪人。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一种批判精神。能够做到在健康的状况下担负起责任,经得起考验和批评。首先,翻译实践呼唤翻译批评。从理论上讲,翻译实践要健康发展,真正担负起它的历史责任,起到应有的价值,就应该是一种自觉的而不是一种盲目的活动。而自觉的实践,就离不开批评。季羡林先生曾明确指出:“翻译事业要发展,要健康地发展,真正起到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就不能没有翻译批评。现在批评很少,担负不起应有的职责来。这方面,必须大力加强才行。翻译的批评十分重要,不好的风气,不健康的翻译道德,如果不批评,任其泛滥,那怎么行?在30年代,鲁迅说过,翻译出了问题,翻译出版出了问题,翻译批评界有很大的责任。所以,我呼吁,现在要加强翻译批评,发挥批评应有的作用。”(季羡林、许钧:《翻译之为用大矣哉》,《译林》1998年第4期,第211页。)季老的这番话,充分反映了翻译界和翻译研究界的呼声。翻译批评对于翻译实践有着评判、监督、指导的作用。翻译批评的理性之光,对于克服翻译实践的盲目性是不可或缺的;而翻译批评的***力量,对于“不健康的翻译道德”而言,无疑是高悬着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加强了翻译批评,就能促进翻译实践向着健康方向发展,从而保证翻译实践真正起到促进中外文明发展的作用。上海朗帝翻译有限公司(http://)其次,翻译批评又呼唤理论研究和科学方法。长期以来我国翻译批评领域,忽视理论的建设,缺乏理论的指导,更缺乏一套科学的批评方法。在理论上,人们对翻译批评中的“批评”两字的理解过于狭隘,把“批评”局限于“评说好坏”的范围,纯粹是一种“正误性的评判”。同时,对翻译批评中的“翻译”两字的理解又缺乏宏观的视野,往往把翻译只看作“翻译文本”,把翻译批评局限在“文本批评”的范围内;面对历史发展长河中的翻译活动,对某一历史时期的重大翻译现象和翻译事件缺乏关注。理论的贫乏和理论视野的偏窄,造成了翻译批评实践的偏差和混乱。就我国的文学翻译批评而言,多年前就曾经有***指出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过死’,二是‘太活’。前者只处于翻译批评的基本层次,也可以说是***低层次,无需理论的指导,只要对照原文与译文,挑出其中的错误(往往是逻辑意义层次的错误),也就罢了;后者则超越这一***基本的层次,纯粹是感想式的,一册译文在手,不及细读,凭着自己的主观印象,以及自己的好恶,对译文作出结论式的评价。”正是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这一“死”一“活”的两种翻译批评,在实践中难以真正担负起应有的责任来,再加之目前的翻译风气不好,使翻译批评的开展遇到了很多困难。已故日本文学翻译家李芒先生曾指出:“多少年来由于不正之风严重,很难正常地开展翻译批评,一些粗制滥造、误译较多的膺品难被***,得不到社会舆论的监督,以致尚有愈演愈烈之势。另外,即便基本上属于***的译作,其中也难免呈现着瑜虽多而瑕亦偶见的现象,也缺乏水平较高的评家给予公正的评价。原因是肯定其优点较fygs_lbyb易,而指出其舛错则甚为困难。而且,评家若能做到如此地步,则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反复核对原作和译文。即便这样做了,评价也还公允,也很可能得到费力不讨好的结果。于是,只顾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风气弥漫于译界。容忍这种良莠不分的现状继续下去,只有等待由时间和历史来选精汰劣,未免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事。老实说,这对于提高翻译的水平,无疑是没有好处的。”(李芒、许钧:《翻译,再现原作的再创作》,《译林》2000年第1期,第209页。)李芒先生还指出了“翻译批评失语”这一值得重视的问题。他认为,翻译批评的失语与翻译的风气不正有关,也与翻译批评所要求具备的内涵不足有关。翻译批评的失语和不力,无疑不利于翻译实践的健康发展。为改变这种状况,季老认为:“翻译批评应该有个轻重缓急。翻译界有什么样的问题,首先要提出来,指出它的危害性,引起大家的注意。这怎么能说起不到作用呢?相信大多数人是能够明辨是非的。关键,我看是在译者的本身。一个好的译者,应该有认真的态度。至于翻译得好不好,水平高不高,这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我刚才谈到了,翻译很难,但只要努力,有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翻译批评,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大有作为。进行翻译的对比,探讨翻译的方法,都是很有益的。只要批评得有道理,对译者就会有启发,就会有作用。”(见《译林》1998年第4期,第211页。)这段话,是针对目前中国翻译界出现的“质量危机”与“道德危机”而言的,从中我们可以领会到三点:一是翻译批评要有的放矢,要统观全局,提出问题,指出危害性;二是翻译批评要着眼于对翻译质量提高起到作用,由此而涉及到对读者态度的***批评;三是翻译批评要讲究方法,分清轻重缓急,分清主次,且提出“翻译对比”这一方法。总之,翻译批评能否真正发挥出促进翻译事业的作用,关键在于翻译批评是否“有道理”;也就是要求翻译批评要“入道”,要“合理”。所谓“入道”,就是要加强对翻译批评理论的研究,使翻译批评实践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所谓“合理”,就是翻译批评要突破“感悟性评判”,要以理性的目光和科学的方法,去拓展翻译批评实践的领域,丰富翻译批评的手段,做到以理服人,以理启迪人,达到繁荣翻译事业之目的。所以翻译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不断的在批判中进步这样才能够取得良好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