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P即为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众所周知，在衡量经济社会发展上，国际社会已经有一系列较为成熟的评价体系。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衡量一个***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和提供的***终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再比如人类发展指数（HDI），评价平均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与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状况。然而，目前还缺乏评估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的支撑和福祉的核算指标。GEP的提出，正是填补这方面空白的一个尝试。


GEP核算让生态家底变得一目了然，对于各地因地制宜的推进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具有积极的指挥棒作用。近年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论断的提出，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再到去年首1个***层面《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体系》发布，GEP核算作为生态考核量化的抓手，正与GDP一起成为衡量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标尺。


在首1次完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即提到, 考虑到涉及的巨大的不确定性, 可能永远也无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作出精1确估价。近20年来的国内外生态资产相关评估也表明, 无论是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还是价值量, 估算方法的差异往往造成结果取值数量级的改变。此外, 生态资产的非使用价值(存在价值)几乎无法用***准确表征。因此, 无论是生态资产实物量、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 还是生态资产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 尚未能与人类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物质使用和价格水平直接对接, 从而影响了生态资产核算的决策应用能力。


建立与生态系统服务估算基础上的生态资产核算研究良好的提供了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的综合路径, 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了定量化的评估工具。生态资产核算对区域发展的决策作用既体现在对已有生态工程的绩效评估上, 也表现在对未来决策情景的模拟优选上。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方式, 成本收益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利益相关者的意愿调查应是决策支持中较为常见的指标, 而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一般而言, 生态工程的实施可以普遍导致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 即生态资产有所增加。但随着土地利用方式和权属的改变, 利益相关者的生计条件受到冲击, 可能产生较大的成本。系统的成本收益核算体系可以全1面评估不同尺度上服务供给方的成本和服务需求方的收益, 从而得出较为可靠的决策评价结论。其中, 局地尺度利益相关者往往是主要的服务供给方, 对其进行意愿调查是深入理解成本收益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