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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底第三次踏上武夷山桐木关，依然是满目翠色，在成片竹林下，茶园零星点缀在山间。正是做茶的好季节，清纯潮湿的空气中，带着淡淡的茶香。路边村子已然多是两层的新房，几个即将竣工的茶叶加工新厂房，诉说着“金骏眉”兴起后当地生活的变化。作为世界遗产核心保护区，尽管进入桐木关需要开具证明信，但是，以前偏僻冷清的村子，还是迎来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朝拜的茶客...

很怕回忆什么，因为回忆里的时间总是距离今天比较远，远到***次到桐木关已经是二十四年以前的事，那时候茶对于我，还是父亲每天保温杯里闷熟的茶香，也是渴极了才会去喝已经冲泡几回后温淡的茶水，一切关于茶的印记都是那么模糊又亲切。那时候的***当地人是不喝的，甚至桐木关的人也是不喝的，茶对于他们，远没有毛竹那么重要，每年春季做些茶只是补贴家用，稍微偏远难走的野茶无人问津，静静地呆在山的那一头，年复一年。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家里开始摆上茶案子，添设紫砂壶或者白瓷茶具，还有或大或小的茶叶罐；也记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孩提时玩伴耍把戏一般给我表演“武夷茶艺”，告诉我什么“关公巡城”和“韩信点兵”。记得二十多年前我还在北京读大学时，崇安县（现武夷山市）***在京城五星级宾馆“港澳中心”召开发布会，我还假惺惺地安慰前来表演茶艺的小姐不要紧张，“焚香敬器”环节点香时手一定不要发抖。也记得身边的同学和朋友近几年一个一个投身茶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不时和我笑谈起今天已然是茶界令人肃然起敬的高人们当年的囧事...

随着年岁的增长，尽管一直从事着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突然发现自己生活中到处都是茶的影子，除了每天喝上几壶，更多是着迷于充满神秘色彩的茶历史。前年一头扎进旧书堆里，就怎么也浮不出来了。连同微博的昵称也唤作“茶傀”，不谈风月与工作，做一茶“票友”，甘心“为茶所驱”。也许，这就是我与茶的缘分吧。

很多茶人和我说，武夷山茶的水很深很深。遍布三菇和市区的城镇茶馆或茶叶店里，或者某个角落的茶案边，或者景区的某条小径上，大红袍的故事正在开讲，岩韵的秘密正在揭开，桐木关的神话正在传说...是的，这的确自古就是座茶的圣城，里面住着茶的子民，呼吸着茶香弥漫的空气，影响着茶叶的历史，书写着茶的传奇。

武夷自古茶事可以说的太多，茶研究者说的也已经很多。武夷茶历史的冷饭，我就不炒了，专门说说我对于乌龙茶（乌茶或青茶）和红茶发明的看法。

我赞成安徽农业大学丁以寿***对于武夷茶历史的总结，“武夷茶始于晚唐，盛于元，继于明，复兴于清”。寥寥几句，客观概括了武夷茶的发展历程。南宋至元代是武夷茶***次辉煌，第二次则出现在明末至民国，***近十年武夷茶再次声名大噪。有确切茶史纪录的一千多年来，武夷茶起起伏伏，以“甘晚侯”身份现世，历大宋斗茶的熏陶，蒸青团茶显赫于元***，明末清中惊艳于乌龙茶和红茶的发明，开创工夫茶之源头，盛名远播至海外，影响着世界茶叶的格局。

当思考乌龙茶与红茶哪个更早出现时，经过这次对武夷山的考察及查阅大量的史料，再加上一些大胆推理，我的观点是乌龙茶在先，红茶在后。原因很简单，过去工艺创新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如同很多伟大的发明一样，茶类的创新，往往都是意外事件。如果考虑历史背景，几乎没有人会去主动创新，那个年代的创新，尤其是食品饮品领域，甚至意味着“***”。

乌龙茶的核心是“半发酵（氧化）”，萎凋和做青工艺之后还是杀青工艺，依然脱胎于绿茶的原始工艺，只是杀青之前增加了工序而已，许多客观条件限制或意外是容易导致这种茶类的诞生。而红茶的出现则更具思维突破性，从理论上推断，红茶是乌龙茶工艺的变异或简化，是乌龙茶制作中出现意外的副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乌龙茶和红茶产自同一个地方，也是很容易解释的现象。

从可靠的史料分析，宋代北苑的龙团凤饼工艺的记载中，已经若隐若现些乌龙茶的影子，但是，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则来自明末清初的周亮工（1612～1672年）的著作《闽小记》。明朝和尚皇帝朱元璋罢龙团兴散茶后，相当长时间内，武夷茶的处境是极其尴尬，尤其是以松萝茶为代表的炒青绿茶工艺的兴起，使得还沉醉在蒸青工艺辉煌的武夷茶，一度沦落为宫廷用来洗涤茶盏之用，颜面尽失。政治投机分子周亮工八年间（1647～1654年）协助清廷***福建人民抗清，期间在闽北活动过，了解武夷茶的制作工艺。《闽小记》中记载，崇安县令殷应寅从安徽首招黄山僧引入松萝制法，则以炒代蒸，色香味俱佳。但是，炒青的“武夷绿茶”叶色“经旬月仍紫赤如故”，他将其归罪于“烘焙不得法耳”。更关键的证据是其中的《闽茶曲》，“雨前虽好但嫌新, 火气难除莫近唇。藏得深红三倍价, 家家卖弄隔年陈”。今天武夷茶商经常用此诗句来证明岩茶的老茶价值，但是往往忽略了其后的自注。“上游山中人不饮新茶, 云火气足以引疾。新茶下, 贸陈者急标以示, 恐为新累也, 价亦三倍。闽茶新下不亚吴越, 久贮则色深红, 味亦全变, 无足贵”。前面文字我的理解是：武夷茶引入当时***时髦的松萝炒青做法不成功（或不彻底），由于茶菁（鲜叶）出现一定程度的萎凋，同时杀青不彻底，新茶尚可与当时闻名的吴越绿茶分庭抗礼，甚至美名曰“武夷松萝”，也得到晚明许多文人墨客的推崇，但是，几月后或经年，既炒既焙“火气足”的武夷茶“则色深红”，已无意间出现了乌龙茶的雏形。对于绿茶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味亦全变, 无足贵”的评价是再正常不过的。同时，我也注意到“雨前虽好但嫌新”的说法，在越早越好和越嫩越好的绿茶思维中，能有这样的描述已经属于非常超前的观念。之后，1713年王潭《闽游纪略》也提到：“闽俗茗饮，却新嗜陈”。今年四月底第三次踏上武夷山桐木关，依然是满目翠色，在成片竹林下，茶园零星点缀在山间。正是做茶的好季节，清纯潮湿的空气中，带着淡淡的茶香。路边村子已然多是两层的新房，几个即将竣工的茶叶加工新厂房，诉说着“金骏眉”兴起后当地生活的变化。作为世界遗产核心保护区，尽管进入桐木关需要开具证明信，但是，以前偏僻冷清的村子，还是迎来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朝拜的茶客...

很怕回忆什么，因为回忆里的时间总是距离今天比较远，远到***次到桐木关已经是二十四年以前的事，那时候茶对于我，还是父亲每天保温杯里闷熟的茶香，也是渴极了才会去喝已经冲泡几回后温淡的茶水，一切关于茶的印记都是那么模糊又亲切。那时候的***当地人是不喝的，甚至桐木关的人也是不喝的，茶对于他们，远没有毛竹那么重要，每年春季做些茶只是补贴家用，稍微偏远难走的野茶无人问津，静静地呆在山的那一头，年复一年。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家里开始摆上茶案子，添设紫砂壶或者白瓷茶具，还有或大或小的茶叶罐；也记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孩提时玩伴耍把戏一般给我表演“武夷茶艺”，告诉我什么“关公巡城”和“韩信点兵”。记得二十多年前我还在北京读大学时，崇安县（现武夷山市）***在京城五星级宾馆“港澳中心”召开发布会，我还假惺惺地安慰前来表演茶艺的小姐不要紧张，“焚香敬器”环节点香时手一定不要发抖。也记得身边的同学和朋友近几年一个一个投身茶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不时和我笑谈起今天已然是茶界令人肃然起敬的高人们当年的囧事...

随着年岁的增长，尽管一直从事着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突然发现自己生活中到处都是茶的影子，除了每天喝上几壶，更多是着迷于充满神秘色彩的茶历史。前年一头扎进旧书堆里，就怎么也浮不出来了。连同微博的昵称也唤作“茶傀”，不谈风月与工作，做一茶“票友”，甘心“为茶所驱”。也许，这就是我与茶的缘分吧。

很多茶人和我说，武夷山茶的水很深很深。遍布三菇和市区的城镇茶馆或茶叶店里，或者某个角落的茶案边，或者景区的某条小径上，大红袍的故事正在开讲，岩韵的秘密正在揭开，桐木关的神话正在传说...是的，这的确自古就是座茶的圣城，里面住着茶的子民，呼吸着茶香弥漫的空气，影响着茶叶的历史，书写着茶的传奇。

武夷自古茶事可以说的太多，茶研究者说的也已经很多。武夷茶历史的冷饭，我就不炒了，专门说说我对于乌龙茶（乌茶或青茶）和红茶发明的看法。

我赞成安徽农业大学丁以寿***对于武夷茶历史的总结，“武夷茶始于晚唐，盛于元，继于明，复兴于清”。寥寥几句，客观概括了武夷茶的发展历程。南宋至元代是武夷茶***次辉煌，第二次则出现在明末至民国，***近十年武夷茶再次声名大噪。有确切茶史纪录的一千多年来，武夷茶起起伏伏，以“甘晚侯”身份现世，历大宋斗茶的熏陶，蒸青团茶显赫于元***，明末清中惊艳于乌龙茶和红茶的发明，开创工夫茶之源头，盛名远播至海外，影响着世界茶叶的格局。

当思考乌龙茶与红茶哪个更早出现时，经过这次对武夷山的考察及查阅大量的史料，再加上一些大胆推理，我的观点是乌龙茶在先，红茶在后。原因很简单，过去工艺创新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如同很多伟大的发明一样，茶类的创新，往往都是意外事件。如果考虑历史背景，几乎没有人会去主动创新，那个年代的创新，尤其是食品饮品领域，甚至意味着“***”。

乌龙茶的核心是“半发酵（氧化）”，萎凋和做青工艺之后还是杀青工艺，依然脱胎于绿茶的原始工艺，只是杀青之前增加了工序而已，许多客观条件限制或意外是容易导致这种茶类的诞生。而红茶的出现则更具思维突破性，从理论上推断，红茶是乌龙茶工艺的变异或简化，是乌龙茶制作中出现意外的副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乌龙茶和红茶产自同一个地方，也是很容易解释的现象。

从可靠的史料分析，宋代北苑的龙团凤饼工艺的记载中，已经若隐若现些乌龙茶的影子，但是，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则来自明末清初的周亮工（1612～1672年）的著作《闽小记》。明朝和尚皇帝朱元璋罢龙团兴散茶后，相当长时间内，武夷茶的处境是极其尴尬，尤其是以松萝茶为代表的炒青绿茶工艺的兴起，使得还沉醉在蒸青工艺辉煌的武夷茶，一度沦落为宫廷用来洗涤茶盏之用，颜面尽失。政治投机分子周亮工八年间（1647～1654年）协助清廷***福建人民抗清，期间在闽北活动过，了解武夷茶的制作工艺。《闽小记》中记载，崇安县令殷应寅从安徽首招黄山僧引入松萝制法，则以炒代蒸，色香味俱佳。但是，炒青的“武夷绿茶”叶色“经旬月仍紫赤如故”，他将其归罪于“烘焙不得法耳”。更关键的证据是其中的《闽茶曲》，“雨前虽好但嫌新, 火气难除莫近唇。藏得深红三倍价, 家家卖弄隔年陈”。今天武夷茶商经常用此诗句来证明岩茶的老茶价值，但是往往忽略了其后的自注。“上游山中人不饮新茶, 云火气足以引疾。新茶下, 贸陈者急标以示, 恐为新累也, 价亦三倍。闽茶新下不亚吴越, 久贮则色深红, 味亦全变, 无足贵”。前面文字我的理解是：武夷茶引入当时***时髦的松萝炒青做法不成功（或不彻底），由于茶菁（鲜叶）出现一定程度的萎凋，同时杀青不彻底，新茶尚可与当时闻名的吴越绿茶分庭抗礼，甚至美名曰“武夷松萝”，也得到晚明许多文人墨客的推崇，但是，几月后或经年，既炒既焙“火气足”的武夷茶“则色深红”，已无意间出现了乌龙茶的雏形。对于绿茶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味亦全变, 无足贵”的评价是再正常不过的。同时，我也注意到“雨前虽好但嫌新”的说法，在越早越好和越嫩越好的绿茶思维中，能有这样的描述已经属于非常超前的观念。之后，1713年王潭《闽游纪略》也提到：“闽俗茗饮，却新嗜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