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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保护与版权限制

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冲突与协调正日益引起各国立法者和知识产权与人权学者的重视，人权与版权的冲突则首当其冲。许多基本人权，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表现自由、信息自由、民主辩论、隐私或个人自治的利益，都可以为限制版权提供正当理由。一般来说，著作权人对于著作享有若干项基本权利，其中有一些是专属权利。以表现自由为例，正如吴汉东所指出的，表现自由在基本人权体系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相对于经济自由等权利，表现自由应当具有“优越地位”，即应看作是具有优先性的法价值。表现自由优于经济自由的原则在各国理论与实践中都得到承认。这就是说，版权的独占性质不应构成思想表现和信息交流的障碍。

促进竞争与版权限制

竞争政策也可以为版权限制提供依据。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能够促使市场主体生产或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或服务，而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却赋予权利人某种垄断地位，使得作品的供给量低于竞争状态，供给价格则高于竞争价格，导致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下降，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无谓损失。这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如果过强的版权保护导致超出法定程度的垄断，就必须对版权进行适当的限制。比如，在美国版权法中，有两例属于基于竞争政策的版权限制制度：其一，针对音乐版权人的强制许可，以便有更多的企业制作某一音乐作品的录音带；其二，针对广播信号权利人的强制许可，以便他人通过有线系统被动转播被广播的材料。”事实上，正如版权发展史所表明的，即使在网络时代，基于人权的保护、促进竞争、保护公众利益和公共政策等多方面的需要，版权限制制度也仍然有适用的余地。美国的合理使用抗辩有时也用于促进市场竞争，如在Sega v. Accolade （Sega v. Accolate， 977F.2d 1510（9th Cir. 1992）。）案的审理中，法认定虽未得到***但具有开发具备兼容性程序之合法目的的解构他人程序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正如该案所表明的，当信息表现为数字形式时，竞争政策问题会不时浮出水面。而美国针对微软公司提起的反垄断，实际上也是试图通过对微软公司通过软件版权而获得的强大市场垄断地位进行限制以促进竞争。

中国的版权保护“盗版”是自宋代的开始。）案的审理中，法认定虽未得到***但具有开发具备兼容性程序之合法目的的解构他人程序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宋代经济的发展为版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印刷业的繁荣是版权保护的技术前提;宋代版权保护出现的直接诱因;宋代版权保护主体已涉及作者，宋代版权保护所涉客体广泛，宋代***版权保护力度也很强，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对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宋代缺乏以私权为核心的对版权进行保护的民事***制度、不注重作者权益的保护、无关王朝政治利益的书籍很难向官府及公众提出版权主张或者直接寻求***的保护;同时也给了我们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