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的产生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也与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不同地区居民的生活习俗不仅影响垃圾的产生量而且影响垃圾的复杂程度，并深刻影响着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近年来，大量文献针对地方文化风俗、消费模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等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居民的年龄、性别与职业等社会人口属性等各类因素进行深入探讨，有些研究甚至还考虑了房屋结构与房龄的影响。如Gu等对苏州垃圾产生状况的研究就是从2011年夏季到2012年春季，对240户居民每个季度采样一周，采取四阶段调查方法，分析不同季节条件下居民生活习惯如何影响垃圾产生的类别和数量[24]。基于垃圾产生与社会文化习俗的关联性，甚至有学者提出为实现垃圾减量化，应该要求居民改变消费习惯、调整生活方式，而这显然比回收行为本身更难实现。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我国乡村废弃物数量激增,垃圾成分日趋多样化。垃圾分类治理是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重要途径,但在实施中受村民分类意识不强、内生演进动力不足、回收市场机制缺失、末端治理设施供给不均等因素影响,许多地区乡村垃圾分类工作举步维艰。从垃圾分类活动的外部性、微观主体的有限理性、分类机制缺位等制度性因素视角,就乡村垃圾分类治理困境及根源进行了分析,借鉴浙江乡村垃圾分类典型经验,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等维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垃圾的科学分类，是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的基础。垃圾分类是循环经济中的应有内容，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一些垃圾通过回收还可以再使用，即循环使用。垃圾分类具有几个明显的好处:一是可以减少占地。目前处理生活垃圾多是采用填埋和焚烧的方式。在进行处理以前，堆放在垃圾场会占用大量的土地。如果对垃圾预***行分类，去掉能回收的，将大大减少垃圾的数量，自然减少了占地。二是减少环境污染。废弃的电池含有金属、镉等***的物质，会对人类产生严重的危害;土壤中的废塑料会导致农作物减产;焚烧垃圾也会产生大量的废气污染。因此分类回收利用可以减少危害。三是节约资源。垃圾中有30%—40%可以回收利用，通过垃圾分类，将可回收的垃圾继续使用，既环保，又节约资源。无论是建设部确定的试点城市还是其他城市，目前几乎所有的城市垃圾分类工作，都是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效果，很多城市中的垃圾分类工作大都举步维艰，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北京市是早提出垃圾分类概念的城市之一，然而，十年过去了，逾六成被访者不能做到垃圾分类。上海近期开始将原来的垃圾“四分法”简化成“干湿两分法”，原因在于此前的分类效果不明显，市民在处理垃圾时无所适从。据调查，2010年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居住区内，***垃圾、玻璃、可回收物的分类收集量仅占生活垃圾总量的3.5%。在广州，分类垃圾桶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当地的垃圾箱一度又重回无分类的“单桶时代”。上述垃圾分类探索效果不理想，***管理者大多将原因归结为市民缺乏分类收集的意识，没有养成分类收集的习惯等。在意识背后，管理者往往忽略了机制或体制问题，其实这可能是垃圾分类探索效果不理想的真正原因。因为政府虽然颁布了垃圾分类方面的******，但这些***大多缺乏有力的政策扶持和配套的执行措施，特别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和相关具有约束力的奖惩机制，也没有建立后续收运处理的配套设施。虽然一些城市颁布了具体的垃圾分类标准，但***没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造成市民对垃圾分类的标准不明确。即使一些市民按照颁布的垃圾分类进行了分类投放，因缺乏后续分类收运处理的配套设施，环卫部门在收集、运输垃圾时仍然将市民分类好的垃圾再次混为一体转运和混合处理，削弱了分类效果，打击了市民的积极性。这些体制机制上的缺陷阻碍了垃圾分类工作的有序推进，造成很多城市的分类工作呈现出停滞不前或者倒退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