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研究多偏重于宏观政策环境，如谭文柱、杨凌等、彭德雷、和刘宇熹等，分析了社会经济水平、生活习惯、******、***考核等因素对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逐渐转向微观层面，鲁先锋就将影响因素归因为内在和外在两部分，其中内在因素即指微观层面的居民心理因素，如道德约束、环保意识、环保态度、环保价值等，孙其昂等认为外在因素的强制和诱导与居民内在态度转化之间的链接能否达成是影响垃圾分类绩效的关键，居民的内在态度包括责任义务、环境意识的道德感召等，毫无疑问这些都属于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因素。然而，这些研究多以定性地描述性政策分析为主，缺乏实证数据支持。近几年，该领域的实证研究有所增加，如邓俊等分析了公众知晓率对分类正确率和投放正确率的影响，陈晓运和张婷婷分析了电视、***资料、报纸、互联网等各种宣传手段在提高垃圾分类方面的贡献度，然而这些研究只涉及少量影响因素，分析方法多是简单的统计性描述，且样本量有限。垃圾的科学分类，是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的基础。垃圾分类是循环经济中的应有内容，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一些垃圾通过回收还可以再使用，即循环使用。垃圾分类具有几个明显的好处:一是可以减少占地。目前处理生活垃圾多是采用填埋和焚烧的方式。在进行处理以前，堆放在垃圾场会占用大量的土地。如果对垃圾预***行分类，去掉能回收的，将大大减少垃圾的数量，自然减少了占地。二是减少环境污染。废弃的电池含有金属、镉等***的物质，会对人类产生严重的危害;土壤中的废塑料会导致农作物减产;焚烧垃圾也会产生大量的废气污染。因此分类回收利用可以减少危害。三是节约资源。垃圾中有30%—40%可以回收利用，通过垃圾分类，将可回收的垃圾继续使用，既环保，又节约资源。采取一定的强制性措施。如日本根据垃圾的性质将回收垃圾的时间也进行了分类，避免了大家的混装。居民一旦错过某种垃圾的丢放时间，得等待下一次垃圾车的来临。这种强制性措施的实施，很好地促使了日本国民垃圾分类意识的形成。美国作为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垃圾分类也充分借助了市场的力量，通过经济利益驱动，促进全民进行垃圾分类。如美国旧金山为了在全市推广垃圾分类，除了大力加强宣传之外，还采取了两种方式区别收取垃圾费。一是按垃圾丢弃量的多少收取。每户居民每月扔的垃圾多，垃圾费就高，反之则低。这样可以***垃圾总量的产生，促进居民自身对垃圾进行再循环处理;二是按丢弃的垃圾是否进行分类区别收取。如果居民对丢弃的垃圾主动进行了分类，则收取垃圾费时就可以按比例打折。显然这种物质利益和垃圾丢弃行为直接挂钩的方法直接促进了实施垃圾分类政策的自觉性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