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晚期铸造技术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如司母戊方鼎的鼎身和四足是整体铸造的,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安模、翻范、浇铸而成，根据其体积和重量估计，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公斤以上，冶铸时必须有较大的熔铜炉，且有可能采用经地槽流注的方法进行浇铸。商代晚期还发展了铜镶玉的技术，例如妇好墓出土的玉援铜戈即是将玉戈援纳入铜内的陶范中铸成。藁城等地发现的铁刃铜钺也是采用这种技术铸成的。铭文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铜器上至今未见铭文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不久以后，日本兵和伪军又进村了，直扑吴家后院，扒开吴培文的睡炕，抢走了那个赝品青铜器。根据禹铸九鼎的传说，可以推想，我国远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从地下发掘的商代大铜鼎，确凿证明我国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鼎，长方、四足，高133厘米，重875公斤，是现存的商代青铜器。鼎腹内有“司母戊”三字，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继西周青铜器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铸作的又一个高潮期。可分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3个阶段。后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是中国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原称“司母戊鼎”或“司母戊大方鼎”。春秋早期青铜器形制和组合与西周晚期基本相同，纹饰也沿袭西周的特点。这一阶段代表器物有山东黄县南埠出土的纪国媵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虢国青铜器、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的曾国青铜器、山东烟台上夼出土的纪国青铜器、山东历城百草沟出土的鲁国媵器及湖北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曾国青铜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