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价值瞬间遭遇解构：固然我们借助翻译，读到了一个个来自于异国的、想象中应该写得挺好、只是经译者之手变得有点不太好的故事，可汉语受到了这样的凌lue，真是不读为妙!而如果说有价值的翻译也还存在，那只存在于令我们怀旧的“前史”时代，比如傅雷、朱生豪、梁实秋、冯亦代等等。因为只有那个时代，译者有好的汉语。今天的译者倘若要继续为文学和文化的交流承担起自身应该承担的使命，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像老一代的译者那样，能够驾驭符合他们那个时代语言审美的汉语。说起来，论到维护某一种语言，四百多年以前，法国著i名七星诗社的杜贝莱就已经写下过题为《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的名篇，而且他也反对一味翻译希腊拉丁作品，并且以此作为文学和文化的唯i一样式。但是他的主张与现今所谓维护语言纯洁性的主张的出发点却正相反：四百多年以前，法语尚在确立之初，在被拉丁语一统天下的思想领域，它迫不及待地想要用自己语言的可能，为其文化也勾勒一个比较明确的边界，而不是陷在希腊拉丁文化的牢笼中不能自拔。杜贝莱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七星诗人对于“法兰西语言”的贡献不言而喻，而世易时移，过度伸张法语的***也并非完全没有坏处。于是乎法国在十七世纪迎来了被命名为“不忠的美人”的翻译时代，倾向于“改写式”翻译，就是强调翻译外国作品断不能***伟大的法语，必须迎合本民族固有的语言审美。这一翻译时代饱受后人诟病，翻译家梅那日对该风潮中代表翻译家的调侃———仿若他美丽但却不忠的***———也自此广为流传。到今天这个时代，虽然法国人依旧认为自己的语言具备理性和明晰的“显著特征”，恐怕也不敢要求自己的翻译家都必须继续做“不忠的美人”。法国人倒是也忧虑法语语言和文化的未来，但这份忧虑不是针对翻译的，而是针对与翻译追求完全相反的***化和单一化的趋势，与四百多年前反对唯希腊拉丁文化是如出一辙。译者的任务说到底还真的是一个“终i极”问题：它关乎翻译的定义，也关乎译者的身份。确立身份，是确立存在的大事。所以早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就写了一篇在当时读起来很是莫名其妙的文章：《译者的任务》，上来第1段居然就说，没有一首诗是为读者而作，没有一幅画是为观赏者而绘，没有一首交响乐是为听众而谱。也就是说，译者的任务，在高冷的本雅明看来，根本不是为了不懂原文的读者的!更不要说是为了维护目的语的“显著特征”!当然，本雅明这一论断并不适用于翻译实践的具体讨论，虽然本雅明自己做波德莱尔的翻译，也是个译者。他寻求的是藏身于显见的翻译行为背后的隐喻。一些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维护母语纯洁性的学者，因为文中有一句“即使***伟大的译作也注定要成为自己语言发展的组成部分”而将本雅明引为知己，但事实上，当本雅明将他晦涩难懂的文章推进到***后，得出译者的任务是“纯语言”的论断时，所谓的“纯语言”却***是指任何一种具体语言，诸如汉语，英语，德语，法语什么的。“纯语言”是形而上的，有其一定的***意义和神学意义，是上帝的，先验的语言。听上去有些神秘，做过翻译的人却还是能够隐隐约约捕i捉到本雅明的意思：两种语言尚在译者的脑中，在相遇的过程中，却尚未落实在某一种具体语言的套路之时，我们经常会产生一种错觉，有一瞬，我们已经接近了语言之“真”———这个“真”，是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彼此严丝合缝，再也不会遭遇到人为割裂的状态，无法描述，也无法在某一种具体语言中加以体现。这是经典文本呼唤翻译的根本原因：它为我们接近语言之“真”提供了无数的可能性。然而可惜的是，哪怕是对于1流的译者而言，一旦翻译完成，尽管语言之“真”的状态还能以碎片的形式散落其中，译者却悖论性的终结了自己的求真之路。唯1的希望就只是寄望于未来的其它经验，自己的，或者别人的。在翻译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个别名词译起来没什么毛病，***后才发现那样并不符合官i方标准。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查”在翻译中有多重要吧。做译审多年，这是我批评同事时用得***多的，也是同事们***不喜欢听到的一句话，要说有些***的东东翻不了去查查字典也还罢了，偏偏是能翻的，却不让翻，一定要查，这不是自己作践自己吗？如果翻译（本文特指中译英）只是拿一些除了自己什么人都看不懂的东西去糊弄那些除了中文什么文都看不懂的人的话，当然可以姿意任性、自“译”其是，但若真把翻译当作一门严谨的科学，就必须遵守翻译的基本准则，不可自以为是地乱翻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