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翻译自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翻译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出现一些认识误区。谢天振举例说，“一些翻译者在文学外译中，看不出译入与译出的差异，简单地用译入的思维、理念指导译出实践;追求大而全，动辄翻译出版‘某某全集’、‘大套丛书’，不屑做‘节译本’、‘删节本’，看不到文学外译的长期性。”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朱振武提到，有些学者在外译中的过程中主张包容和接受外来文化，而在中译外选择文本时以国外的评价为标准，这实际上是翻译活动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很多翻译行为不是主动的文化传递，而是简单的‘传声筒’。”朱振武认为，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就必须统筹安排、整合和优化翻译资源。与此同时，改变概念，认清译入和译出的本质差异，形成“翻译自觉”。翻译越来越成为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和表现，译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知和自信直接影响到其翻译活动和文本的选择。无论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只有拥有良好的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才能带来更大的学术贡献，进而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得更远。维护母语的纯洁性，该不该成为译者的“终i极任务”？具体到汉语中，要不要在翻译的过程中，舍弃让汉语读者很难习惯的“洋腔”，尽量凸显汉语在词法和句法上“灵活”、“跳荡”的特性，从而达到“传神”的***i高要求？按理说，这早就不再应该是翻译界讨论的话题，却直到今天仍然是翻译界常常面对的质疑。这种质疑有相当的冲击力———不仅因为有些质疑者还是来自学界，更因为它已经超越了一般读者希望译文“通顺”、“流畅”的朴素要求，而是和本雅明一样，直接提升到“译者的任务”的层面。可以推论出，所有违背了这一准则的译者，都是背叛了译者的使命。一向存在着两种诟病译者的方式：一是理解有误，说明他们对于出发语的掌握有问题；二是译文读来艰涩难懂，令人颇费脑筋，说明译者目的语的语言能力有欠缺。在两项之中，因为真正精通出发语和目的语，能够进行比较的并不多，所以对译者***为普遍同时也***为致命的指责就是“汉语(目的语)表达有问题”。上升到学术的层面，那就是糟糕的译者———而且在今天看来，他们是大多数———是在***目的语，汉语的纯洁性正是在这些译者的操作之下受到了***的威胁。语境对跨文化翻译的作用“语境意识”塑造是翻译的关键性操作。方汉文认为“跨文化翻译是文本的话语及其文化语境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文化必然会有交叉、碰撞与冲突，要恰当稳妥地处理并化解这种碰撞与冲突，就要求译者增强文化语境意识，提高文化素养。翻译理论家奈达指出：“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跨文化传播学者萨默瓦认为：“翻译不仅仅是模仿，或者利用我们的话模仿别人的话，它还是对外文语境的再创造。”在翻译过程中，要让受众很好地理解原作者的意图，译者应想方设法、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给受众提供恰当贴切的语境，目的是要让总体信息中的显性部分包含的信息，既非不足又非过分。跨文化译者需要精通语言，更要有通晓文化的文化语境自觉，深刻理解源文中的“话中话”和“义中义”，努力挖掘源文与译文中的深层文化内涵。大量翻译实践证明，翻译中的某些困难也来源于文化上的特殊意义，有学者提出：“一篇只反映某一特定***文化中的许多观念和语言标准的文本，常常含有在明显不同的语言文化中难以理解也难以翻译的内容。”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文化差异往往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诠释。译者既要为受众解读源语和目标语的语言符号，更要努力挖掘源语和目标语中的非语言符号，努力构建源、译、受三者能彼此匹配的文化语境。译者不仅要具备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同时还需要深刻了解二者文化之间的深刻差别。巴西诗人安德拉德写道：“在词语的皮肤下，有着暗号和代码。”那么，译者就要格外留心文化语境中词语“暗号和代码”的真实意义，还原原作者的真实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