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不同。短期记忆的遗忘就好比信息输入了电脑，但没有保存，丢失了就再也找不到了。而长期记忆的遗忘，好比存在电脑里的文件找不到，自然也就提不出来了。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有时想一个人的名字，已经到嘴边了，可就是说不出，被别人稍加提醒，马上就想起了。这说明这个信息还在脑子里，只是由于缺乏线索，而想不起来。因而长期记忆主要是检索问题。我们说一个人记性好，其中就包括一个人对以前发生的事情都清楚在记得。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改善我们的长期记忆。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时间顺序法，从这件事情发生前想起，按着时间顺序，把前面发生的事情作为线索，有助于我们回忆。这种方法在考试时也可应用。如果有某句重要话语你想不起来了，你可以先想一下你前面的内容，再顺着想下来，会帮助你可以回忆。玄奘提出“求真、喻俗”当许多***还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时候，我国的翻译事业就产生了。据有关史***载，秦朝的语言中已有了外来语，说明当时已有翻译活动了。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我国的翻译业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即公元一四八年。东汉至北宋时期是以佛经翻译为主的时期，历时约一千四百年。后汉时安息国人安世高，将梵文《安般守意经》等九十五部佛经译成汉文。从隋到唐，是我国翻译事业发达的一个阶段。隋代的释彦琮，梵文造诣深，并总结出一些翻译理论来指导实践。释彦琮以后，出现了一个翻译巨i星玄奘。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去印度求经，十七年后回国，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1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所贡献，他提出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北宋时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来传法。宋太宗还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但盛况已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到南宋，则渐渐地走向衰落。明朝至***运动时期，我国翻译事业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性阶段。翻译的内容主要是西欧各国的科学、哲学、文学等著作。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对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严复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等。严氏选材严谨，态度认真，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我国翻译事业作出了贡献。林琴南采取与他人合作的方式，译了一百六十多部文学作品，著i名的译作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等。语境对跨文化翻译的作用“语境意识”塑造是翻译的关键性操作。方汉文认为“跨文化翻译是文本的话语及其文化语境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文化必然会有交叉、碰撞与冲突，要恰当稳妥地处理并化解这种碰撞与冲突，就要求译者增强文化语境意识，提高文化素养。翻译理论家奈达指出：“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跨文化传播学者萨默瓦认为：“翻译不仅仅是模仿，或者利用我们的话模仿别人的话，它还是对外文语境的再创造。”在翻译过程中，要让受众很好地理解原作者的意图，译者应想方设法、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给受众提供恰当贴切的语境，目的是要让总体信息中的显性部分包含的信息，既非不足又非过分。跨文化译者需要精通语言，更要有通晓文化的文化语境自觉，深刻理解源文中的“话中话”和“义中义”，努力挖掘源文与译文中的深层文化内涵。大量翻译实践证明，翻译中的某些困难也来源于文化上的特殊意义，有学者提出：“一篇只反映某一特定***文化中的许多观念和语言标准的文本，常常含有在明显不同的语言文化中难以理解也难以翻译的内容。”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文化差异往往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诠释。译者既要为受众解读源语和目标语的语言符号，更要努力挖掘源语和目标语中的非语言符号，努力构建源、译、受三者能彼此匹配的文化语境。译者不仅要具备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同时还需要深刻了解二者文化之间的深刻差别。巴西诗人安德拉德写道：“在词语的皮肤下，有着暗号和代码。”那么，译者就要格外留心文化语境中词语“暗号和代码”的真实意义，还原原作者的真实意图。)